在街頭，我一直比較少機會碰到女性街友。有次在公園掃地的阿華告訴我，公園內涼亭最
近來了一個女街友，街友因為怕被趕，經常睡一晚，隔天一大早東西收一收就離開了，於
是有一天，我很早就去公園，想看看能否跟她聊一聊。

清晨五點多，公園非常舒服，隨著車聲越來越吵，大家要上班上學，遊民已經一一離開公
園涼亭，只剩下阿華說的那個女街友。女街友留著短髮，看起來四十歲上下，從她有點髒
汙黝黑的臉，依稀可以看到她清秀的樣子，阿華說她看到這個女街友已經有四、五年了，
估計她應該流浪至少四、五年了。

我問她流浪幾年了？她抬起頭，眼神有點迷茫的說她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自己幾歲。原來
，當一個人失去社會關係，沒有人跟你說話，最後就是不知道今夕是何夕。當時她的精神
狀況已經很不好了，已經無法跟我交談了，我猜測她有精神疾病，因為跟家人的衝突摩擦
，逐漸就跟家人失去聯繫了。

當年那個眼神迷茫的女街友，一直讓我惦記著，我覺得有機會一定要訪問到女街友。訪問
女街友很困難，因為她們充滿戒心，她們在街頭生活更困難，很容易被欺負，處境比男性
更惡劣危險。我甚至聽過輔導街友的志工提起，曾有女街友被性侵懷孕的事，但是我一直
無法證實。

這些年，或許是因為離婚跟家庭結構的瓦解越來越嚴重，女街友越來越多。2010年，當代
漂泊成立，這是一個幫助街友的民間組織，我認識了裡面的社工郭盈靖。盈靖在當時康定
街的跳蚤市場認識了已經流浪十年的一個阿姨，她因為先生會打她，很年輕就離家到臺北
，小孩就留給先生撫養。阿姨剛開始做生意，年紀大了生意不好，就去批些貨到跳蚤市場
賣或去撿回收。那時康定街的住戶晚上會把家裡東西清出來，盈靖曾有好幾個晚上幫她整
理能賣的包包、鞋子跟衣服。

雖然阿姨是可以租2、3千塊的房子，但是她最後還是沒有租，因為這樣的房子通常都在暗
巷，環境惡劣，門鎖又不安全，阿姨擔心自己工作完都很晚才回家，如果有人尾隨在她身
後，對她做什麼可能也沒有人可以幫他，不如住在外面，遇上壞人還可以大叫。她到處睡
，睡騎樓被趕，就睡公園，每天就帶著自己的家當移來移去。在街頭，她常睡到半夜被捏
鼻子或被人丟石頭攻擊。她非常想家想念孩子，好希望再見孩子一面，但是她先生不准。
因為長年睡外面，都睡不好，加上工作勞累，阿姨身體很差，57歲就走了。

2011年，市政府辦花博，看龍山寺附近睡了很多街友，但是觀光客又多，市政府想整頓市
容，每到晚上，就開始噴水驅趕遊民。那年冬天特別冷，很多遊民被噴到重感冒，沒辦法
好好睡上一覺，苦不堪言。一般人平常一天沒睡好，就非常痛苦，更何況街友日日躺在街
頭，街頭狀況這麼多，可能被趕，還有蚊蟲這麼多，又睡不暖，現在政府又找人噴水驅趕
，那年年尾，這件事情鬧得很大，我在那時認識了阿春。

阿春那時就睡在龍山寺那附近，寒冬裡，阿春鋪個紙板，蓋個睡袋，可是睡袋裡冷冰冰，
好不容易睡暖了，警察就把他挖起來，清潔人員就開始噴水洗地板。那時有市議員在議會
大罵萬華街友影響市容，要求市府對他們持續噴水。每晚被水噴到無法睡覺的阿春因此罹
患了重感冒，非常痛苦，他說，這政府簡直是把他們當垃圾，想把他們清掉。她鼓起很大
的勇氣站出來，跟當代漂泊一起開了記者會抗議。

女街友通常是離婚，或是未婚的貧窮女性，因為失去家人的聯繫，再無一技之長。阿春就
是這樣，她是雲林人，家裡非常貧窮，兄弟姐妹也多，她小學沒畢業就出來幫人打掃，後
來在電子廠上班，做沒幾年電子廠就說要去大陸，她被裁員，從此阿春就很難找工作。後
來她父母過世了，她回老家，被嫂嫂趕出來，其他兄妹各有家庭，阿春也不好意思麻煩他
們，開始流浪到北部。阿春想透過婚姻找到依靠也很難，她說，頭路不穩定，日子艱苦，
我不敢嫁；也嘸人敢娶我。這些女遊民就像日本社會所說的最貧困女子，因為各種無緣—
—家庭關係無緣、人際關係的無緣以及制度的無緣，與障礙——罹患精神疾病（精神障礙
）、由於家境不佳失去受教育機會，難有穩定工作（發展障礙），從小便注定日後貧困的
命運。

最近，我問社工盈靖，台北車站這幾年對待遊民的態度有什麼改變？遊民的生活處境可有
改善？盈靖說，經過當代漂泊持續跟台北市政府以及北車管理處溝通，北車管理處製作了
大型置物袋，現在遊民只要把家當都放在置物袋裡，北車管理處就不會清理掉。一班民眾
似乎也越來越感受到，這是個高風險的社會，也不認為自己工作是那麼穩定，也隨時可能
失業，因而越來越理解接納街友。

現在每到冬天，有人會想到在台北車站這些街友可能睡不暖，就訂些床墊跟睡袋，送去給
街友。還有慈善團體跟公司送便當到北車給街友吃。整個社會氛圍對街友越來越友善。北
車那邊的街友的物資相對是充裕的。就這點看來，台灣社會還是有進步。這是當記者的好
處，會看到長時間社會的變化，以及在這個社會變化裡，人的變化。

2011年，阿春跟我哭哭啼啼講到，警察怎麼趕她，她因為睡不飽，身體因而吃不消。後來
她認識了一個男性朋友，兩人舉牌存了一點錢就一起去租房子，當然房子環境不好，還會
漏水，但是至少可以好好睡個覺。只是去年她又回到台北車站，可能跟男性朋友分手了。

女性街友在街頭通常會找個男性朋友保護他們，像現在北車一些年輕的女性街友，她們因
為父母離婚，跟著父親或母親，可能因為父母管教嚴格，或父親再娶，無法跟後來的繼母
以及兄弟姊妹相處，就來到北車，通常她們也是會找個男人陪伴，甚至一起去租房子，一
起分擔經濟，可是當關係斷了，又得再回街頭生活。

盈靖提到他在北車認識了兩個很不一樣的「女性街友」，其中一個當阿嬤了，是個鑽地工
，當時機場捷運正在蓋，她就在機場捷運Ａ1那裡工作。她老家在中部，透天厝還是她跟先
生一起蓋的，他們有五個孩子，倆人談好分工，先生在老家種田，她就出來工作。因為種
田收入不穩定，總是要到收成才知道今年有多少收入，農村又沒有什麼工作，她就出來繼
續做鑽地工的工作，哪裡有工地，她就去哪裡做工。她也去過六輕，但是她說，六輕空汙
實在太嚴重了，所以她離開那裡，北上到機場捷運工地做。晚上，她就回中和娘家住，但
是通車實在太遠了。

每次下班後，她就到台北車站坐坐，吃點東西。有天她突然發現，怎麼越到晚上，台北車
站人越多，然後入夜，很多人睡在台北車站，她觀察好長一陣子，開始跟人聊，逐漸了解
為什麼他們要睡在這裡，各有各的心酸。她覺得，這裡很安全，自己睡這裡好像也不錯，
於是每天下班在工地梳洗後，她也開始睡在台北車站。每天她在工地領的工資就存起來，
一個月存好幾萬塊，兩三年後，她跟盈靖說，她存夠錢要回家了，她一個孩子要生小孩了
，她要回家幫他帶小孩。

另外一個女街友是一個中年阿姨，她因為推個行李箱，沒有用置物袋裝起來，盈靖提醒她
，會被北車清掉。沒想到阿姨跟盈靖說，沒有關係，因為她白天會回家，晚上才會來。阿
姨才說，她離婚了，小孩跟著先生，早年她靠著車縫，賺了一些錢，在台北買了間小套房
，可是每天一個人待在那間小套房，她寂寞的快發瘋了。有一天，她來到北車，發現人來
人往，很熱鬧，也開始跟這些遊民交談，她也覺得睡在這裡不錯，還有人發便當。她說，
自從來台北車站睡覺以後，她的身體變好了，憂鬱症也沒了。

台北車站看起來是個交通的轉運站，可是又非常有包容性的涵容各式各樣的人。人生艱難
，當社會越來越理解弱勢族群，願意善待他們，似乎就可能讓這些人的處境不再那麼悲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