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表示，他從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接著到京都帝國大學讀書，父親因擔任警察經常
調動，所以他經歷了四次轉學，很難交到朋友，變成了喜歡自己看書、塗鴉，非常內向、
自我意識很強的小孩。李登輝強調，他很感謝日本的教育與學校制度，讓他在少年時期就
有很多機會接觸到古今中外先賢哲人寫的書，以及他們講過的話，只是上了中學之後，「
我是誰」、「什麼是人」、「人該怎麼活」之類的疑問，日漸困擾著他。

回憶在台北高等學校的生活，李登輝在書中也指出，在自由的校風之下，他樂於和同學討
論，努力用功讀書。在舊制高校的課程中，英文書不用提了，就連法文書和德文書，也都
是要求讀原著。哥德的《浮士德》、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全都是讀原著。
至於文法課什麼的，根本沒開，感覺是要你自己下功夫念好。

「讀書需要時間。我在筆記本上逐一記錄讀了什麼領域的書，花了多少時間等等。有哲學
、歷史、倫理學、生物學、科學。真的是這樣，各種有的沒的領域都讀過了。直到高中畢
業，光是岩波文庫的書我就擁有七百多本。」

談到影響人生觀的書，李登輝表示，真要選一本的話，他會挑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湯瑪斯
．卡萊爾的《衣裳哲學》，接觸到這本書的原因是在就讀台北高校的課堂上被要求讀英文
原著，但對於當時苦苦追尋「自我」、「關於死亡」真諦的他來說，似乎對其中大致的意
思能夠心領神會。

為了一股更深入了解的衝動，李登輝說，他走遍台北市區的書店和圖書館，大量涉獵國內
外相關書籍。不過，最終還是沒找到能說服他的理論，直到有一天，偶然在台北市最大的
公立圖書館──總督府圖書館裡，發現一本《講義錄》。他在反覆閱讀著已經泛黃、變色
的《講義錄》，終於理解從少年時期一直思索，隱藏在內心深處的「人為何會死」、「生
是什麼」之類的「memento mori」（記住人將會死亡，拉丁語）—也就是對於生死觀的疑
問，至此終於盡數得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