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親人們通常稱為蔣委員長，但由他親執教鞭的黃埔一期至六期學生則

相較有那麼點親暱的特權而稱他為「校長」。人們比較少知道的是，在廣州北伐

前，他被當時國共合作下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視為理念相近而可以合作的「紅

色將軍」，當時在國共合作時共產黨人明顯地比起老國民黨人活動力強些，許多

人會覺得共產黨的理念可以帶來更大的政治能量乃自然之事。也就在廣州國共合

作尚未北伐前，他的父親將他送往世界革命的祖國蘇聯留學，這個決定，永遠地

改變了他與台灣的命運。

照中共答案蔣中正的條件，他被蘇聯送回中國，當時，他的入黨申請已經送到莫

斯科，但史達林考量國共合作的需要故親自駁回了他的入黨申請並送他返國，然

而，他被下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乃因被當時也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共黨人王明指控

為托派，因而他很可能曾經入黨或者參與蘇共外圍團體活動，畢竟，只有基督徒

或者慕道友才有可能被指控為基督教異端信徒，因而，我們不說他是一個共產黨

員，而說他是一個共產黨人。然而，那是一戰後理想吶喊的年代，左翼與共產黨

就像台灣戒嚴時期閱讀黨外禁書一樣有一種兼具追求理想與突破禁忌的青澀美麗

的青春滋味，我們其實不必以過度恐懼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曾經信仰共產主義的蔣

經國，許多人不也曾說過，三十歲以前不曾信仰共產主義，是一種冷血，三十歲

以後依然信仰共產主義，是一種愚昧。

　　他赴蘇留學後不久，廣州發生了中山艦事變，他的父親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但為了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統一中國與實現三民主義，蔣

中正依然於1926年7月發動國共合作的北伐，由於中共黨人在北伐軍進攻沿線發

起大規模的工農運動，尤其是土地改革運動，北伐軍勢如破竹地打敗了吳佩孚與

孫傳芳，孫中山聯俄容共的策略終於有了成果。然而，一如每一次右派改革派與

左派合作的革命總會面臨右派改革派的背叛與革命果實的爭奪，中共在北伐軍所

到之處掀起的土地改革運動使得許多具有地主背景的國民黨右派勢力極度不安，

1927年4月，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支持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南京另立黨中立並建

立國民政府，寧漢分裂，紅色將軍蔣中正結合地主紳商勢力發動清黨，武漢方面

的汪精衛眼見陳獨秀與鮑羅廷無力有效控制中共黨人激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也展開

和平分共，當時正逢列寧死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爭奪蘇共領導權激烈鬥爭之時，

史達林為了證明自己世界革命高潮已經來臨的激進路線正確，遂下令中共以全面

城市暴動做為對國民黨清黨的報復行動，錯估情勢的盲動主義時期暴動換來蔣中

正的無情鎮壓，包括北伐時建立首功的葉挺以及曾參與蔡鍔護國軍的朱德等中共

黨人在暴動失敗後相斷逃往偏遠農村落草為寇重建革命根據地，或許因為人在莫

斯科感受龐大壓力，蔣經國發表文章痛批蔣中正背叛革命。但隨著掌握情治單位

與主管內部安全工作的史達林鬥倒掌握紅軍的托洛斯基，史達林為鞏固政權而針

對包括紅軍和學校等蘇共組織展開史達林大整肅，蔣經國被中共黨人王明指控為

托派，險被處決後被下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歷史總是充滿了反諷，為了牽制日

本以免蘇聯必須在歐陸與西伯利亞兩線作戰，王明後來被蘇共派回延安傳達第三

國際指示中共與國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令，而這正是蔣經國得以返回中

國的契機，但王明後來卻在抗戰時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被整肅失勢。

　　回到中國的蔣經國，儘管蔣中正試圖透過儒學思想教育讓他看起來更像國民

黨人，然而，他身上的氣味終究與老國民黨人很不相同，也因而不時受到老國民

黨人的排擠，像是主管黨務與意識型態的CC派人士便成功地阻止他出任中央黨校

與中央幹校合併後的中央政治學校校長。當中共在抗戰時喊出「到延安去！」的

口號來號召知識青年加入中共，他是唯一懂得喊出「到贛南來！」以相抗衡的國

民黨人；當國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轉趨劣勢，他是唯一懂得必須優先穩定金融

民生才有可能穩住局勢並退保東南半壁的國民黨人，只是，他的上海打老虎行動

遇上了宋美齡的姻親孔令侃終究踢到了鐵板鎩羽而歸，蔣中正選擇迎娶代表前清

舊勢力的宋美齡並與舊北洋軍系勢力妥協讓他快速地完成表面的中國統一，但此

刻卻以最諷刺的方式反噬了他的政權，如果他選擇重用宋美齡或宋家等舊勢力而

不是迎娶，如果他在與舊北洋軍系勢力妥協時能同時推動廣為人民支持的合理範

圍內土地改革以牽制舊北洋軍系，雖然可能延遲他統一中國的志業，但或許能有

更大的施政迴旋空間而不至於完全受制於舊勢力的掣肘而左支右絀。歷史在此又

一次地顯示了它對人世的嘲諷，與杜月笙和孔令侃等既得利益勢力深刻結合而處

處與蔣經國唱反調的上海市長吳國楨，在國府渡台初期竟然改以親美開明人士的

面目被美國重視而迫使蔣中正重用其為台灣省主席。

　　1949年12月底，川西決戰結束，國府中樞正式播遷來台，風雨飄搖的年代，

為了與能夠有效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共產黨抗衡，國民黨唯有變成共產黨的鏡像。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奄奄一息的國府生機乍現。原本國府渡台軍政

官員已對局勢失去希望，人心徬徨不安，國府高層為了向美方展示改革決心以爭

取美援而重用被美方視為親美開明派的孫立人與吳國楨，甚至連監獄人員都對關

押的共產黨人多所寬容以免中共解放台灣後被視為反革命份子清算，韓戰爆發後

，美方需要國府固守台灣這個東亞冷戰前哨，於是，國府再無忌憚，馬場町自此

槍聲不絕。

　　1950年7月，為了避免重蹈國府大陸時期軍政派系林立的覆轍，國民黨展開

改造運動，建構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列寧式政黨。改造運動在政治上的鬥爭目標是

大陸時期掌握黨務與黨意識型態甚至還掌握了情治單位中統局（中央黨部調查統

運動的制度設計裡，國民黨變得比起聯俄容共時更加地像個列寧式革命先鋒黨。

改造運動確立了國民黨的黨內民主採取「民主集權制」，而對列寧式政黨不陌生

的都知道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依此「以俄為師」而建立了祕密活動的各級

黨政軍單位中的黨小組，並建立孔知忠等知青黨部，主要目的在於總結大陸時期

國共鬥爭失敗的經驗，希望透過黨組織的嚴密組織與中共組織對抗，而由於希望

廣泛地吸納知青、工運與農運力量，除了國民黨的知青黨部以及與共青團極相似

的救國團，國府也在台灣成立了與共產黨相似的由黨國掌握的全國總工會以及各

地農會組織，並在國府軍隊裡建立了類似共產黨軍隊政委系統的政戰系統，此外

，國府在台各地方的縣市黨部主委的實質權力高於當地民選縣市長而甚至可以召

來縣市長並加以嚴詞痛批也讓人想起共產黨在地方層級的市委書記權力高於市長

的情況，而整個國民黨黨國體制 (party-state system) 的決策中樞乃是由國

　　與中共的黨國體制不同的是，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乃是一套社會控制機制以及

統治機器藉以吸納各界菁英以擴大社會基礎的統治機制，像是知青黨部與救國團

就好似美國大學裡的骷髏會等菁英份子接班團隊而不像在校園裡狂熱地宣傳煽動

黨革命理念的早年共產黨青年，國民黨缺乏革命民主政黨的意識型態傳統，因而

其黨國體制也就不至於像中共的黨國體制一樣在狂熱的革命意識型態之下鑄成大

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大錯，而主要地是一套社會控制的機制，這或許因為蔣經國

終究無法徹底改造國民黨的體質，也或許因為蔣經國有意地將黨國體制侷限於特

別權力關係裡的群體而不使整個社會過於深陷，這使得日後體制內與體制外民主

改革相互激盪競合時，體制變革有了較穩健的可能。

　　為了建立蔣經國的接班地位，蔣經國一如史達林首先必須控制情治單位，國

府渡台之初的1949年，蔣經國便在總統府 裡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統制各

情治單位，隨後則開始逐步地整肅與收攏山頭林立的各情治單位的實權。1954年

，蔣經國透過其留俄同學與老軍統鄭介民的協助鬥倒了保密局長毛人鳳，因此掌

握了由軍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轉型而來的保密局，保密局隨後改制為

國防部軍情局並退出政治偵防工作而專任對外對陸情報工作，毛人鳳亦於隔年

(1956年) 病逝。1964年，層峰更派任曾潛赴延安的原屬軍統系統的沈之岳出任

調查局長，整頓原本由CC派中統勢力控制的調查局，調查局於大整肅後停止政治

偵防工作並轉做犯罪調查，有趣的是，沈之岳曾陪著蔣經國在大陳各島上山下海

，但他死後，據聞中共高層也為他舉辦了祕密追悼會並致贈輓聯「一事二主，兩

俱無傷」；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偵防工作主要由警備總部執行，名義上的警備司

令均為軍人，但實際上則由蔣經國親信、政戰系統的王昇主持警備總部工作；而

為了讓與黃埔軍系缺乏淵源的蔣經國穩住軍權，蔣經國透過屬於黃埔系的王昇在

軍隊中建立政戰系統，但對蘇共與中共軍隊體制不陌生的應該都知道其軍隊裡也

有共產黨組織「政委」，此外，蔣經國也成立了退撫會並自任主委以建立與退伍

軍人間的個人聯繫以藉此鞏固軍權和掌握黨國基層力量。

　　白色恐怖與蔣經國是脫不了關係的。白色恐怖時的大案孫立人案，孫立人乃

以挾美自重並向美方批評蔣經國建立近似中共軍隊政委制的政戰系統而獲罪，但

其罪名卻是其親信中有中共匪諜，其罪名令人想起史達林大整肅時對紅軍等蘇共

內異議者加諸罪名之錯亂，也讓人想起文革結束後四人幫的罪名竟是「形左實右

」；不同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大多為黨國體制的局外人，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有極

高比例是黨國體制的局內人，因而相對於其族群人口比例而言外省族群的死難者

極眾；大陳島戰役時有被俘失蹤的女政戰人員忽然在撤退前被釋回，蔣經國沉思

半晌後說「處理掉」，但如此嚴厲對待可能受到敵方意識型態影響的己方人員的

態度，極為類似史達林大整肅時對有托派嫌疑者寧可錯殺一百的手段，也極為類

似中共在「富田村事變」與「反AB團運動」時鎮反肅反以求內部絕對純淨的作為

。而一如中世紀天主教會的宗教裁判所進行異端審判的對象多為教會中人，宣稱

無神的共產黨其實與宣稱一神的天主教一樣，總是會有如泰坦般地吞噬自己潛在

不忠不純可能的子女。特殊的非常時期，政權高層為鞏固政權與反共防共採取非

常手段有其不得己，或許唯有如此才能保護台灣不被中共解放然後才有機會透過

經濟與教育的發展來開啟民主改革的契機，因而固然不需要也不應該事後諸葛地

追究追殺秋後算帳，但主政者與有言權者亦應了解受難者面臨的巨大苦痛，而不

應說出沒有戒嚴哪有民主的傷口灑鹽話語而徒增社會不安與對立。

　　鞏固了國府政權與自己的接班之路後，蔣經國推動了十大建設與催台青等經

改與政改，藉此發展經濟並消弭社會主義革命的燎原之火，也藉此因應美方「擁

蔣保台」卻也「防蔣反攻」而反攻大陸無望的情勢下國府政權必須在台灣土地上

重建其統治正當性以沿續其生存的內外挑戰。蔣經國時代也開啟了台灣的社會保

險與社會安全制度如勞工保險，具有強烈反共保守主義性格的黨國統治機器因而

增加了不再那麼嚇人的提供福利行政的新功能。蔣經國時代的經濟發展讓台灣人

民開始有了思考民主與權利的物質基礎，於是，蔣經國時代晚期也是台灣社會運

動與民主運動逢勃發展之時。而在體制內，改造運動時被鬥倒的CC派老立委由於

反共意識型態不可能被質疑卻又不再獲重用，遂成為極敢言的黨內反對派，日後

並經常成為反對運動勢力與黨國間的溝通橋樑，而成為了一種還算圓滿卻頗堪玩

味的歷史角色錯位。

　　做為黨國體制最高領袖的蔣經國終究不可能超越整個體制去支持民主改革，

否則他可能連黨國領袖的地位都會面臨挑戰。美麗島事件時，他終究必須等到親

信開口力勸「血流到了地上，仇恨就再也化解不掉了」才能決策槍下留人給民主

運動留一息香火，而當林宅血案發生時，大批情治人員趕到現場也似可見林宅血

案極可能並非出自最高層意志，否則應該只會有地方警察人員到場以使其看起來

像竊盜失風臨時起意殺人滅口，而既然蔣經國已以親信力勸的藉口改判美麗島受

刑人重刑而非死刑以維持其一定的仍願寬容的社會形象，也似乎不可能再以林宅

血案來搬磚砸腳，然而林宅血案的發生，卻顯示了蔣經國時代晚期黨國體制內部

部份勢力對於經濟改革之後必然的進一步民主改革存在強烈抗拒，即使違背黨國

最高領袖的意志而甚至破壞黨國最高領袖的社會形象也在所不惜。

　　蔣經國時代晚期，政戰部主任王昇循著蔣經國的接班道路建立了劉少康辦公

室，但蔣經國選擇裁撤之並將王昇流放巴拉圭，儘管王昇在政戰學校怒吼「殺了

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但他依然下令「抬也抬上飛機去」。江南案

後，他宣布了蔣家人不再介入台灣政治。他原本屬意技術官僚出身的孫運璿接班

，但在孫中風後，蔣經國選擇了一個與他有類似歷史的人物，一個「你這種人，

也只有蔣經國敢用」的人，後來這位與蔣經國一樣改宗了的信徒上任時的第一篇

公開文告就引用了在台灣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實質政治意義的對話對象的黑格爾。

生命的最後，他解除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開放了黨禁與報禁，也開放了因

國府播遷而終生失親而又往往未婚的老兵返鄉探親。

　　他死後，遺體與他父親的遺體一樣成為承載黨國反攻大陸神話的道體。他的

接班人展開民主改革，果不其然地遭遇了部份黨國內部勢力的強烈抗拒，他的接

班人李登輝於是透過與新興的民主運動勢力以及黨國內部地方勢力間的合縱連橫

來推動寧靜革命，但由於技術上仍難免缺失而引發社會對於地方黑金中央化等質

疑，加以未能選定外省籍寧靜革命參與者做為接班人以化解省籍情結並穩定人心

，寧靜革命終究遺留了未完成歷史進程的遺憾。他生前說過「我也是台灣人」，

然而黨國內部終究有著期待反攻大陸的勢力，於是混雜著對李登輝施政失誤的不

滿成立了新國民黨連線並最終出走成立新黨，有趣的是，新黨終究有意無意間從

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保留了融合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綱中較柔性而提倡社會

分配正義的部份以形成其「課徵土增稅」與「小市民代言人」等政綱。

　　但讓我們記住他最後的身影。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國大會議，面對新成立

的民進黨國大的大聲抗議，他沒有發怒，沒有動用警察權，他只是微笑著，揮手

。他最後的身影宣示了黨國最高領袖對於民主改革的肯認，也向黨國宣示了必須

對民主改革寬容放行。「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

笑」，可惜寫下這動人詞句的歷史人物終究缺乏那樣的肚量，以至於在生命的最

後二十年親手毀滅了一生辛勞建立的革命成果也帶給中國人民巨大的災難與痛苦

，但在蔣經國最後的身影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肚量，看到了他的微笑道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