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須說明清楚，不考慮個別案件，台灣人在海外犯罪時，確實有可能被遣送給中國（也
可能遣送美國、日本或任何一個國家）。從國際法的觀點來看，各國的管轄權間，本來就有
重疊的可能（管轄競合）。例如本次事件中肯亞是行為地，在該國領域內確實有審判的權利
。至於中國方面是依被害人所在地，主張被害人國籍管轄，這一點我們會在下面說明。至於
台灣方面，也可能主張國籍管轄原則來處理本案。因此，本次事件中，確實有遣送中國的可
能性，問題在於這個遣送行為是否合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關於審判權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
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
不予追究。」，在這次事件中，除非認知台灣人也是中國公民，不然並不會以本條作為依據
（當然，中國方面應該認為台灣人是叛亂地區的中國人，所以可以使用這個條文）。

就算不是用上面的條文，另一個條文仍可能是中國方面可以主張的管轄依據：「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以這次的電信詐騙來說，依據中國司法機關於2011年的解釋：「
以電信詐騙方式涉嫌犯刑法第266條詐騙罪，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電信詐騙涉案金額達3萬元人民幣及以上的，應當認定
為『數額巨大』」，電信詐欺因為法定刑在3年以上，中國方面應該是引用上開條文作為依
據，認為電信詐騙事件的被害人包含中國人，主張對於在肯亞的犯罪嫌疑人，也有審判的權
利。

至於台灣的部分，依目前在台灣適用的中華民國刑法（請不要戰華獨台獨，作者只是引用法
律的名稱），電話詐欺屬於刑法之加重詐欺罪，刑度僅有1年以上7年以下，依中華民國刑法
第7條的規定：「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第5條與第6條）以外之
罪，而其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詐欺並不是刑法第5條與第6條的內容，再考慮刑度，台灣對於這個事件可能是沒有管轄權
的。

由於中國政府與台灣的治理當局間，目前簽署有兩岸司法互助協議，這個協議在本次事件中
，也被立法委員質疑效果何在，因此我們稍微看一下本協議中，關於犯罪嫌疑人的遣送規定
：

由協議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確實可以向中國請求遣返台藉人士，但是上列的第3點中提到
「若是有重大關切利益者得視情決定」。因此，縱然中國受請求遣返這些台灣人，中國仍然
可視情況決定是否遣返，決定權仍然在中國手上。

雖然中國方面有主張管轄的可能性，但國際法決定管轄競合衝突，仍然有判斷的原則，首先
要衡量主張國家與案件間是否有足夠密切關係；接著必須考量妥協、相互尊重與比例原則等
，決定最終的管轄結果。

事實上在2011年時就曾發生菲律賓政府將我國籍嫌犯交付中國的案例，共計14名台灣人因為
涉入跨國詐騙案遭菲律賓逮捕，在中國要求下，菲律賓政府將台灣人遣送於中國，引發爭議
（最後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與協商，我國籍嫌犯才被遣返回台）。針
對該案，當時即有學者認為基於中國與台灣間的政治問題，處理此種紛爭必須十分謹慎，而
依照國際慣例，在該案之前，從未發生將我國籍國民遣返於中國的先例，因此綜合考量下，
菲律賓的行為明顯違反歷來慣例，對於相互尊重與比例原則等並未審慎考量。

如果對照本次肯亞遣返台灣人於中國的事件。確實，只看各國條文，肯亞遣送人給中國，有
其根據。但是從中國與台灣在國際上互相不隸屬的現實，以及存在政治問題的前提來看，將
台灣人遣送於中國，也可能發生跟菲律賓政府相同，未審慎相互尊重與比例原則的狀況。

筆者認為本次事件真正凸顯的，與其說是國際管轄的問題，毋寧說是將台灣的國家定位與主
權問題完全暴露出來，台灣人在海外面臨的困境與欠缺保障也更加明顯，重點在於我們要不
要開始認真面對這個困境。

2011年菲律賓將台灣人遣送中國時，根據之一就是基於「一中政策」，將台灣人視為擁有中
國國籍，當時即有學者警告未來此種狀況可能一再發生，甚至形成慣例，對於台灣主權造成
嚴重傷害。如今，肯亞再次將台灣人遣送中國，更凸顯出所謂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無
論我們如何表明台灣與中國的差異，只要我們依然持著印有China的身份證明文件行走世界
，現實上台灣也被視為中國的一部份，那我們就有可能被視之為中國人，當發生司法案件時
，中國政府即可基於這個現實大聲說話，主張「依法規定」將我們這些「中國人」遣送祖國
，外國政府對此當然也毫無置喙餘地。我們可能悲哀地成為沒有保障的孤兒，甚至難以踏上
返家的漫漫長路。

回過頭檢視兩岸司法互助協議，更可以看出這個困境與現況的荒謬。縱然依該協議，台灣可
以主張遣返台灣人回台灣。但現實上我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協議」，透過「協議」請中國
讓這些台灣人可以回家。但就如同台灣也可以靠協議，請求遣返手持中國公民身分證的10大
通緝要犯陳由豪回台。如果中國可以讓陳由豪在祖國逍遙過日子，那麼中國要不要讓這些台
灣人回家也自然有其決定權，所謂「協議」到底對不對等，到底誰有決定權，無須多言，非
常明白。

更迫切的危機，在於當台灣當局繼續用「一中框架」下的兩岸司法互助協議，作為與中國溝
通的管道。而中國也如同在菲律賓或肯亞一般，繼續在世界各地用同樣方式，依照一中原則
，將台灣人遣送中國，再由台灣與中國雙方在內國的框架下協議。久而久之將更確立台灣是
中國一部分的現實，台灣的主權將受到重大傷害，台灣人在世界各地應受的保障也將蕩然無
存。或許這樣的政治問題，才是在這次事件中，我們該開始思考與面對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