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這堆酬庸主管們接一下地氣，體驗什麼叫做過勞，如果當時林美珠能做到跟著國道貨運司機，凌晨自屏東上路，四點預計要到台北，然後再開到苗栗或桃園之類的跑第二趟，連續幾天下來展決心，鄭重地向駕駛員們道歉有關手握方向盤才算駕駛工作時間，並直接指示相關部門，如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在一年內針對駕駛員疲勞駕駛標準訂定，而且不是像現在感覺式發包研究，現在勞研所多半的過勞研究都是第一部分研究國外相關職業規定，如日本大客車駕駛與雙駕駛制，然後對造我國駕駛制，最後以問卷民意調查收尾，於是我們就會收到一份充滿彈性的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勞資雙方協調，雇主沒有理由要求勞工不能加班，而且加班不一定必須給加班費與年終。最後走到立法院，就能請到我們資方代表，直接表明過勞死亡的勞工都是自己身體有病，終結這一場台灣有過勞的大戲。於是我們只能為過勞駕駛撞死兩名國道員警與一名道路駕駛付出將近五千萬的國家賠償與社會保險金，而國庫僅能對過勞加班的貨運公司開出最高200萬的罰鍰以及最高2萬的打卡資料不實的罰鍰。五千萬的支出與數百萬的收入，我國真有錢啊!

事實上，我們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顧名思義應該是我們勞工的給水部隊731部隊，在安全的環境操作下，透過生理實驗直接找個30名各年齡層的道路駕駛，透過VR與模擬駕駛座，直接讓駕駛們開6-10小時不同的時間與應對不同的道路狀況，統計包括違規次數、路上異物、道路坑疤等等通通紀錄，而且實驗時間也是不同時段開始，有人早上有人半夜，就是要做出一套安全的職業道路駕駛的基本駕駛建議時數與派遣人數。請問這樣的研究會超過四千多萬元的研究預算嗎?值不值得我們做一次研究來防止下一次與下下次的過勞駕駛?

機師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模擬，直接找出對於員工最適的標準，防止員工過勞產生重大的事故。其實過勞的認定也是個問題，大概有幾個點必須要先談談，究竟過勞的認定是從人起床開始計算?還是從上班開始計算?以生理學的觀點是起床開始計算，監測方式就是褪黑激素的累積，透過光學測定皮膚可以大略推斷，此人清醒多久，這就是小米手環測心跳與疲勞的方式，但是這些科學檢測工具是最近這幾年開發出來的，而我們本身過勞認定在早20年前就立法確立這打卡與死因的認定標準，各位說我們該如何讓虛幻的認定方式回歸實際生理面呢?

其實我們過勞的議題，如果根本問題不解決，一定還有下一個付出重大社會成本的事故發生。罷工只是員工自覺提出要求，以免發生事故的非常手段。老實說這是一場浪費國家資源的故事，但是以後一定還有，只要我們制度不改，讓員工只有罷工一途，非怪我們罷工。而制度能怎麼改?如果我們以員工評分公司，分數影響公司的營業稅呢?想必公司為了降低營業稅會給予員工相對等的談話地位，而不只是上對下的死命令，只能等主管們接地氣賞賜點福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