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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靈上傳了一段音樂影片
https://youtu.be/TZpPCOKyErM
CHTHONIC 閃靈 ft. Matt Heafy (Trivium) 破夜斬2.0 Supreme Pain for the Tyrant

這是閃靈7年前創作的歌，今年找了國外的金屬大團Trivium的主唱Matt Heafy助拳合唱，
重新編曲製作破夜斬2.0

為什麼呢?
因為下禮拜會是四二四黃文雄刺蔣50周年。

在這裡稍微介紹一下這件事的起源過程和影響，
因為我很訝異我的國高中課本完全沒提到這件影響深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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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黃文雄出生於1937年的新竹。
父親曾擔任新竹自來水廠廠長。1950年代，中國國民黨政權實施「掃匪行動」，
黃文雄的父親因為具社會主義思想，而被打成「匪諜」，被捕入獄。

從政大新聞系及研究所畢業後，他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獎學金，前往就讀社會學研究所，
在那裡，他學會認真的區分國家和社會，並開始思考兩者之間的各種關係。
這種思考背後，無疑有蔣政權完全宰制了台灣民間社會的陰影。

同時，他也很快地開始接觸校內和校外的「課外活動」，
包括民權運動、蘊釀中的反越戰活動和反核武運動。

在60年代，這個充滿自由、嬉皮與大麻的年代，社會運動四處起火，
加州大學的「自由言論」運動爆發於黃文雄剛到美國的1964年。
(題外話:加州大學的門上只有其中一邊有門把，因為在這場自由言論運動中，
學生們將門把鍊起來，困住建築內的教職員，此後加州大學就有一半的門把不見了。)
次年又有第一次在華盛頓舉行的大規模反越戰遊行。
整個運動有著波瀾狀闊的局面，黃文雄的參與也越來越深。
這個運動影響不僅擴及其他「第一世界」的國家，
也對「第二世界」的共產國家造成各種動盪。
不但有1968年美國的詹森總統放棄連任、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法國的戴高樂也在「Mai 68」中被學生和工人聯手罷課罷工逼退。

但同時，蔣政權之下的台灣，卻呈現一種「超★穩定」狀態，不受這波全球潮流所影響。
原因為何?

1960年6月，自由中國的創辦人雷震結合台灣本土政治人物組成反對黨，
卻旋即在9月遭到逮捕，罪名是「包庇匪諜」。
宣判當天，蔣也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
這顯示出即使是體制內的溫和改革要求，在蔣政權眼中也是罪不可赦的「激進」。
自由中國事件，所造成的恐怖氣氛對社會，有很大的震嚇效果。
這也就是社會運動無法在台灣本土發展的原因。

正如世界人權宣言的前言所說，
"Whereas it is essential, if man i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have recourse, as a
last resort, to rebellion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that human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rule of law."
「為使人類不需迫不得已地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和法治受到保護」。
既然人權和法治在蔣政權之下不獲保障，自然會有人民想行使反叛權，
而暗殺正是行使該權的方式之一。

刺蔣準備

1950年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之後政府事務雖然以陳誠為首，
但威權獨裁政權權力關鍵的特務和政工系統卻全歸蔣經國。
蔣經國掌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橫跨黨、政、軍，有「地下朝廷」之稱。
白色恐怖當然也就是在蔣經國的指導之下進行的。
雖然在刺蔣案發生的1970年他名義上只是行政院副院長，
但在1965年陳誠逝世後，他早已完全掌控了黨政軍。

那時參與暗殺討論的留美學生，有些人主張僱用黑道或黑人執行暗殺，
讀理工的則偏向從技術觀點著手（如高級遠距狙擊步槍）等等，


黃文雄反而用較多時間來思考暗殺蔣經國的政治意義。

自己分析之外，他還和兩位外國朋友商量，不只是為了印證檢查自己的分析，
也出於他對這些激進運動圈子的承諾。只告訴生死之交的兩個人，則是為了保密。
那時的活躍份子都多少左傾，那兩人最初都反對這個計劃，認為這是個人主義的行為。
他們辯論了好幾個星期。黃文雄甚至把自己的論證寫成文字。論證的要點如下：

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意義還是政治性的，
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
找別人做或遠距離狙擊之類的匿名攻擊，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國傳達這個訊息：
「台灣人既不接受蔣政權的少數統治，更不接受蔣家父傳子的皇朝接班設計。」

第二，如果台灣是個國家領袖繼承機制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
（甘迺迪被暗殺後，詹森馬上接任，國家機器依舊持續運作）。
但台灣並非如此。
ROC形式上仍是共和國，為了取得正當性，蔣家必須用幾十年的時間為小蔣的接班舖路。
除去了蔣經國，國民黨雖然不會就此崩潰，但黨內的權力鬥爭必將再起，
這就可能鬆動當時「超穩定」的家天下的黨國統治結構，
替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某些可能性。



希望削弱蔣政權的動作，有助於越南人民的獨立戰爭(就算只是有可能)。

黃文聰就這麼以上述的論證說服了自己和朋友。

之後四人討論行動的細節。本來要由黃文雄、賴文雄和鄭自才抽籤決定誰去開槍，
但鄭自才和賴文雄，都有妻子兒女，黃文雄認為由他自己去執行比較合理。

刺蔣過程

1970/04/20蔣經國飛抵美國安德魯軍事機場。
數十名台獨聯盟成員手持「我們就是台灣」及「台灣要自決與自由」標語，並高喊口號，
黃文雄也在其中觀察保護蔣經國的護衛安排。

蔣經國離開白宮後的行程是24日在紐約的廣場飯店，發表演說。
這也是他們選定的下手時間和地點。

飯店入口前面有一個噴泉廣場。廣場也是台灣人次日將示威的地方，
所以廣場和入口應該是護衛人員的注意焦點。
飯店的後側和左側各有巷子。後側的巷子有一幢建築正在整修，比較凌亂。
黃文雄計畫要從後側巷子轉到左側巷子，然後從那裡沿飯店的亭仔腳走到入口下手。

4/24當天，照原來的計劃，槍放在黃晴美的皮包裡。
黃文雄、黃晴美和賴文雄按原來計劃走向飯店。

沒想到走到飯店後側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時卻被建築工人和警衛擋住了。
他們只好多跑半條街到飯店右側的巷子，當黃晴美把槍交給黃文雄的時候，
蔣經國的座車正好要轉入飯店入口前面。

護衛人員在旋轉門前排成兩行，蔣經國正走入這兩排人形成的「甬道」。
「甬道」不長，黃文雄很容易的就衝到他身邊約兩、三公尺的地方。

之所以黃文雄要貼近蔣經國，是為了避免誤傷無辜，
一旦誤傷無辜，即使行動成功，也必然會傷害此舉的政治意義。

黃文雄成功接近時，蔣經國正在旋轉門外，即將進入，可以說是最後一秒的機會。
沒預料到的是，黃文雄開第一槍的時候，一個機警的紐約警官看到了，
飛身而起把黃文雄的手肘往上托，子彈飛向蔣經國頭部上方。

開第二槍時，蔣經國已經進入旋轉門的右側了。

黃文雄被一大堆警察壓在地下，他高聲喊著：「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見狀上前搶救的鄭自財也被警棍擊倒在地，頭部流血受傷而被送到醫院急救。
兩人在被押進警車時，仍一直高喊：「台灣獨立萬歲！」

後續發展

黃文雄和鄭自才被送到警察局後，就被分開了。

為了保護女朋友，黃文雄完全沒有告訴她刺蔣的計畫，
黃文雄知道那天下午她可能到住處找他。
所以必須把時間拉長，讓她可以在警方搜索住所前，有機會先在電視上得到警告。

於是黃文雄身上故意不帶任何證件，使警方無從查出他是誰、住哪裡。

警方看他有備而來，不肯說出姓名和住所，就開始引誘他說話，問他有關台灣的事。
他也很高興和警方分享，但只要問話一移向個人，他就很禮貌的「礙難合作」。
有一度警方軟的不成，改用硬的，例如推他一把之類的。
但黃文雄警告警方他絕對會有很好的律師，以及明天刺蔣事件一定上紐約時報的頭版。

向台灣同鄉募款作保釋金及律師費用。

由於事涉聯邦事務，保釋金訂得很高，黃文雄十萬美金，鄭自才九萬。
據律師說，這很可能創了紐約市的記錄。

雖然當時大多數的同鄉都是靠獎學金生活的窮學生，同鄉的反應意外的熱烈，
捐款的人本省外省籍都有，兩個多月就籌足了。

如此熱烈的捐款，等於是對蔣政權的少數統治和獨裁統治的一場另類「民意調查」。
這場「民調」對美國政府的影響和對國民黨的衝擊，非常巨大。

1971年6月，黃文雄、鄭自財棄保逃離美國。
1971年8月，鄭自財向瑞典尋求政治庇護。
1972年6月30日，美國政府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鄭自財的要求，將其押回美國審判。
1973年8月8日，鄭自財遭到紐約法院判處5年企圖謀殺罪、5年唆使罪，同時入監執行。
鄭自財在服刑22個月後獲得假釋，先後定居瑞典與加拿大。
1991年1月，鄭自財回台灣，被拒入境。
1991年6月，鄭自財再回台。
1992年，法院以非法入境，再判處鄭自財一年有期徒刑。

黃文雄則於1971年11月潛逃加拿大後卻從此未曾露面，
一直到1996年春季經過26年的流亡才偷渡回台灣公開露面。
假如黃文雄當時沒有參與刺蔣案，黃文雄可能會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的社會學博士。

影響

台灣史學者李筱峰: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接掌行政院。不過，
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
『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閃靈:
「2020，刺蔣50週年，
半世紀，
我們一次一次擊退獨裁，
獨裁卻一再一再升級襲來，」

我們從來不曾真正和威權的過去告別。

國民黨與其支持者，把蔣經國形塑出一個愛民如子的形象，
把蔣經國統治台灣的這段時間內化為蔣經國個人的人格。
主張「不論蔣經國早年幹了什麼事，至少他晚年做了很多好事。」

蔣經國能和結束少數統治的本土化扯上關係，主要是因為他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後，
容納部份的「本省菁英」進入黨國權力結構的事實，也就是所謂的「吹台菁」。
這是什麼樣的本土化呢?

所有的獨裁殖民政權都知道，少數統治必須用某些「本土化」的措施來維持和加強。
容許地方選舉、特許經濟利益，以換取本土勢力自甘跼限於地方，
而不企圖爭取進入權力中心，就是這種「本土化」之一。

然而，進入1970年代，內外情勢開始變化。

1970年的刺蔣案就是變化的開端。
黃文雄開槍的事雖然因為其戲劇性而較引人注目，但對蔣政權和美國最大的衝擊，
還是留美的台灣學生很快就湊足十九萬美金的保釋金的事實，也就是前文的「民調」。
這場前所未有的「民調」使美國政府都不能不再次警告國民黨：
「必須適度的開放政權。」

這也一定程度的影響了日後的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大審之所以會公開審判的原因之一就是這一槍所帶來的美方壓力。

然而，這是一種沒有和自由化與民主化隨伴而行的「本土化」，
事實上是一種強人恩賜式的收編，長期而言固然會有促進本土化的客觀效果，
但短期而言，其動機與後果都是當時獨裁威權體制的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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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節錄自
1.2003年10月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101期，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文／黃文雄)
2.維基百科，四二四刺殺蔣經國案2020/04/18頁面
再添加一些我個人的文字
希望能讓大家更認識這件歷史
也希望兩蔣的威權象徵能徹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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