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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KantoTandai (KantoTandai)》之銘言：
: 曾紀澤在光緒四年出使英國，擔任大清帝國駐英國大使時，他的官銜是＂候補四五品京堂
: ，賞戴花翎一等毅勇侯＂
: ＂一等毅勇侯＂是他世襲罔替老爸曾國藩的侯爵爵位，那＂候補四五品京堂＂到底是四品
: ？還是五品呢？請問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會讓人覺得＂語意不清＂的品秩稱呼呢？


不是吏部官職....也沒有濫發過，整個清代不過二三百人

「京堂」稱謂源自明代，不是特定官名，是泛指京師各衙門的堂官（長官，堂上之官）
又稱作「京卿」，明代包含南京的衙門，清代專指北京，盛京系統不算京堂。

順天府尹/丞、宗人府丞，也算稱謂上的「京卿」，
但性質特殊，很少直接在這種某品京堂的補用程序中。（查僅有順丞、宗丞各一例）

簡言之，可以理解為「小九卿」的範圍，
但頗明確排除了「翰詹/宮坊」，
即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讀/講學士、左右春坊庶子，
因為是翰林系統的升轉官階，不能任意空降。（清代翰林始終是清望所在的原因）

此外，也排除內務府三院卿（上駟院卿、武備院卿、奉宸苑卿）
雖然三院卿也符合在京衙門的定義，卻不算京堂，會另外稱為三院卿，
因為內務府系統也是很封閉的，自有銓敘規則。

如果是部院層級的堂官，則稱「部堂」。（左副都御史也算）


履歷中看到的「京堂」基本上要看作一種銓敘資格，定其品級是重點

所以也有少數案例是革職後被啟用、或者皇帝破格拔擢做京官的。

因為定品級，所以有時候會精確到「從四品京堂」，也會有「以四品京堂休致」。


三品、四品、五品的京堂都有，指可以簡放以下：

大理寺卿、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正三］

光祿寺卿、太僕寺卿［從三］

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副使、

宗人府丞、順天府丞［正四］

國子監祭酒、內閣侍讀學士［從四］（祭酒為翰林出身專缺）

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正五］

鴻臚寺少卿［從五］

[小註解]
｛六部司員（郎中、員外郎）、都察院給事中、監察御史、
　順天府治中、宗人府理事官．．．這些縱使品級在正/從五品，
　卻僅是中級協理事務的官員，不算堂官，不在京堂之列，比不上鴻臚寺少卿。｝

道光四年（1824）議定，奉旨以三品京堂補用人員，不補大三品，以小三品用；
奉旨以四品京堂補用者，不補大四品，以小四品京堂用；奉旨以三四品京堂補用人員，
扣除大三品，其大四品之缺，仍准補用。
道光九年（1829）奏准，三品以下、鴻臚寺少卿以上丁憂服滿人員，可補用本項對品
之官職，不侷限於專補本缺。

因為是定品級，內閣系統的內閣侍讀學士也納入銓選，
三品京卿時常往上升就是從二品的內閣學士，然後轉任部院侍郎（部堂）。

因為是定品級，有時候也會以三品京堂外放按察使。


說濫發變成虛銜的，是京官銓敘壅滯造成的錯覺。


ＢＴＷ，因這候補資格是皇帝能破格任用進入中樞的門檻，
戊戌變法時光緒帝超授了一群四品京堂...然後一堆原部院寺卿堂官被革職，
這確實是德宗亂搞，而再怎麼亂搞仍然無法將一個五六品的司員拉上尚書侍郎。


當然要管幾品！捐納只能捐五品部院郎中以下到九品的小京官，
三到五品的京堂都捐不得。

明代京堂可以混著補對品六部司員（例如郎中），清制不行，
有點像政務官跟事務官性質不同，縱使同品級仍不能混同。

另外還是說一下你的誤解。

戶部銀庫紀錄
雍正元年（1723）新收捐納銀198萬餘兩

道光二十年（1840）銀庫總收入1035萬兩，捐輸銀佔249萬兩

道光二十二年（1842）銀庫總收入1091萬兩，捐輸銀佔895萬兩



清財政有兩個先天限制：「永不加賦」、「每災必賑」
就連太平天國軍餉孔急時，災荒州縣的錢糧蠲免賑恤仍然是極為乾脆的。
此係清初從明朝滅亡教訓得到的領悟，異常堅持。

既然不能變更，當國家有重大變故而傳統收支不敷時，開捐幾乎是唯一解。
這是學者稱為清前期傳統財政（地丁錢糧）的末路。
也因此庚子新政時停捐例是放在改革財政計劃的一部分。



　（早在嘉慶初年川楚白蓮教亂，鄉紳團練就常被推上第一線作戰，
　　後來團練湘軍沿此脈絡。）


銓敘首重科甲，異途出身能補上實官的鳳毛麟角，
縱使在乾隆朝尚且有進士候補知縣候了十年的，何況異途？（大挑制度於焉出現）

晚清江浙等大省的候補官員多達三四千人，
能讀書的還是會想辦法拼進士，就算會降級授職，總是比異途順很多..

如李慈銘在咸豐九年（1859）由諸生捐納得戶部郎中［正五］，

道光三十年（1850）中進士入翰林，兩年後散館授編修［正七］。


至於虧的，是虧在社會成本，反覆被抨擊
第一，當捐納者補到實官後，畢竟良莠不齊，
奸惡者輒巧取搜刮以「回本」（如當今民代），虧於吏治。

第二，造成有錢人家子弟喪志：「士不安於讀書，眾志紛然群趨於利」，有害培才。

第三，職官制度「國家名器」的貶值，
捐例越開，只能得虛銜/出身、又排不上補缺，捐的人就越少，
所以要打折促銷、多開實官捐，是惡性循環。

「乾隆間常例，每歲貢監封典、雜職捐收，約三百萬。今捐例折減，歲入轉不及百

同治四年（1865），山東巡撫閻敬銘言：

都在說這樣的社會成本，而不是國庫虧。
何況，捐官的都必庸碌無能嗎？地方志中的名宦可也不少捐官出身。
正途出身難道就必定不貪嗎？可以見到抨擊捐納最猛烈的多是正途出身，
那顯然帶有對於銓敘機會被異途擠壓的不平。

是故，有御史「請令商賈不得納正印實官，以虛銜雜職為限。下部議行。尋部臣

不是榮銜，前已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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