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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cipc444 ()》之銘言：
: 這問題其實比鄉民想的還要更大哉問。
: 基本上你去大部分的法律系學生或從業人員，關於私刑的問題，都很難得到確定的答案，
: 他們多半會嗤之以鼻，認為這種問題根本沒有討論的必要。
: 因為「刑罰是國家專屬權力」這個前提，就是傳統刑法釋義學（解釋學）的基本根基，這
: 就像你問一個建築師父說，如果我把地基中最重要的龍骨給拆了，那要怎麼蓋房子？
: 師傅也只會像是看白癡一樣的看你，而不會認真去思考這個問題。
: 刑罰最早的起源就是處理「氏族內族人紛爭」與「氏族語氏族間」的紛爭，也就是所謂的
: 血讎報復（Blutrache）。
: 血讎報復其實就是自力救濟，允許被侵害人對他方施以相同的傷害，然後讓紛爭弭平，從
: 而使因為傷害產生的社會動盪平息。
: 直到中世紀與近現代的時間點，所謂的刑罰才和國家及政治結合在一起。簡單來說，領主
: 或是教會，為了維持領地內的穩定，他們開始將刑罰收歸於私有（公家的私有，也就是公
: 有）。透過社會契約論，這種論點又在一次被強調，人民與國家之間的契約約定，人民將
: 彼此報復的自力救濟行為放棄並讓渡給國家，換來國家的保護與對社會穩定的保證。
: 而這種刑罰公有化的論述，就是現代你所看到刑法的一切根本。
: 所有後來開展的法釋義學或程序法，基本上都是在處理「國家與人民間的問題」。
: 整部刑事訴訟法，就是人民對抗國家刑罰權的歷史。
: 我們很常聽到有人說「那受害者的人權呢？」或「難道受害者的人權不重要嗎？」
: 在這樣的論述前提下，實際上受害者真的不重要。
: 因為受害者與加害者間的關係，實際上是私人間的紛爭，那並不是刑法所需要討論的。
: 刑法討論的是「國家如何對待加害者，國家如何處罰加害者」。
: 所謂的人權（或是基本權），實際上是「人民對抗國家的武器」。
: 這裡的人權是比較學術意義上的解釋，而不是語言上的那種模糊用法，這必須要說明。
: 所以受害者對於加害者主張人權，無疑是荒謬的，因為兩者都是人民的情況下，是沒有從
: 屬關係或支配關係的，所以你不需要用「人權」去對抗彼此。
: 所有的刑法學者與刑事程序法學者，終其一生所研究的都是「在假設國家是唯一合法使用
: 暴力的主體，那怎樣對於人民施展暴力是合理的？」
: 講白了，所謂的刑事程序，本質上是司法－行政－人民之間的三角關係，法官的作用就是
: 限制行政權無節制地對人民行使暴力。
: 在刑事法庭上，代表控訴的是檢察官，也就是國家，而不是被害人。
: 被害人充其量就是給檢察官提供意見的腳色，但他始終不是法庭結構鐵三角的一部分。
: 當然我們的法律系學生在學校，學習到的也是這套，事實上這也是最實際的教學，因為現
: 實社會就是不允許個人報復，那研究那個對於培育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就不大。
: 當然當代的刑法研究，其實也開始重視到被害人的問題，畢竟刑法重點是維持社會秩序的
: 穩定，如果處理結果沒辦法讓大家滿意，那自然不會有穩定可言。
: 所以才會有被害人保護法，或是讓被害人參與程序的規定。
: 回到「私刑正義」這個問題上，這或許是一個很棒的哲學命題，或是一個很棒的閒聊。
: 但試圖用刑法學的角度去討論這個問題，我會認為那太過於學術，也沒有即刻的需求。
: 說回到我一開始說的，你的問題本質上就是在拆刑法學的地基，那又怎麼用刑法去討論？


一系列的討論，真的獲益良多
如前述所提及，在討論「私刑正義」正當性之前，無可避免地涉及「刑法的本質」問題。
而這種刑法學的根本問題，更與法理學、哲學密不可分。

譬如c大上述的論述或許類似於一種「霍布斯式」的論述。
亦即在法律出現之前，人們是生活在一種「充滿飢荒與戰爭」的自然狀態，人們彼此掠奪
資源以爭取生存，因而是處於一個貧窮而粗暴的世界。
人們之後為了生存的安定，透過簽訂社會契約上交自身部分的自然權利；，「國家」的概
念因而出現，國家控制刑法的發動權限，而國家也必須以保護人們為義務。
簡單說，這個社會契約讓國家成為一個巨大的「利維坦」（Leviathan），讓國家威權維
持內部的和平，並防禦來自外部的侵略。

然而，霍布斯對人性的設想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生物」，也就是一種完全被外在的惡害所
驅動，僅以趨吉避凶為本能。
進一步來說，這樣的人性觀點所推演出來的刑法學，也會讓刑法呈現一種「工具化」的思
維。
也因此，法律系大一學生便琅琅上口的「刑法最終手段性」、「刑法謙抑性」由這樣的思
想而來。


生命為什麼要被保護，是因為被衡量之下，他是值得被保護的。

這也是為什麼大多刑法學說都以「利益衡量」作為刑事不法的判斷基礎。
如我們在國中就學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難，都不乏利益衡量的成分。

然而，若「權利」是可以被「衡量的」，那麼權利還會是權利嗎？
所謂的人性尊嚴在這樣理論下都能夠被效益主義所利益權衡，那我們還能認為人性尊嚴是
不可被侵犯的嗎？

更抽象而言，以利益衡量定義刑事不法，將使具體的個人成為國家或社會利益的載具；
「自身即目的」的自我卻成為非人格價值最大化的工具。

也因而，的確不乏有論者認為，刑法就是國家暴力的體現，所以刑法應該要謙卑。
但是，這樣的學說可能是無法自我設限的：謙卑可以再更謙卑，到最後，這樣的觀點反而
會解消刑法自身的存在。




另有部分的學者是以不同的人性假設為出發點，開展出截然不同的刑法學理論。
對比於上述霍布斯式的思想，洛克式的看法便是，承認人類是（儘管是有限的）理性生物
而能自我負責。

在哲學上，人們可以分為「絕對理性」、「智性」（工具理性、相對的）與「感性」。
而這邊所說的「理性」便是「絕對理性」，也就是法實踐理性，他的要求其實也不高，僅
僅以「不侵害彼此」為要件。

從這樣的人性假設出發，那麼所謂沒有法律的自然狀態也會是「人們盡可能不侵害彼此」
的狀態。
但，人們雖然知道盡可能不侵害彼此，然而這樣的社會生活導引力還是相當曖昧且模糊不
清的，所以所謂的刑法就是將這種概念予以「明文化」、「具體化」。

簡單地說，霍布斯式的情境下，刑法所產生的社會生活導引力是「從無到有」的；
而洛克式的思想，則會認為先於法律之前人們便有一定程度的社會生活導引力。
由此開展的刑法學，被稱之為「絕對理論」，認為人是絕對的法主體、人有絕對的人性尊
嚴。

當然，這個理論的出發點是認為，人就是要被絕對地受到尊重，
這是不附理由的，所以或許也有人會質疑說追本溯源下將呈現一個套套邏輯。


在一開始的選擇都難免有價值判斷的色彩，重點是站穩了價值觀選擇後，每一步都要邏輯
一貫。

譬如通說的問題就是，明明是一種以利益衡量、自然主義式的觀點去詮釋刑事不法；卻又口
口聲聲地強調權利的重要與人性尊嚴的不可侵犯性。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個邏輯斷裂，以自然主義式的實然觀點去建構刑事不法這個應然規範
，無疑是犯下了實然推導應然的錯誤。

應然規範是人類精神性的產物，豈能全然來自於實然世界？如果實然真的可以推導應然，那
麼應然規範又何能球員兼裁判地作為現實世界不法與否的判斷標準？









另外回應一些洽友曾提到「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這樣的宣稱，而不得不強調，法律訴求與
道德道德是不同的命題。
法律訴求必定以個人自由與權利作為根基，必且要求人們的實踐只要「合於義務」即可；
但道德規範卻進一步要求內在動機的合致，人們不僅要合於義務，更要「出於義務」。
更進一步來說，道德訴求就是以某種特定的價值觀為社會綱領，並以不認同該價值者的自
由與權利為犧牲品，以換取社會大眾多數的合致性。

顯而易見地，所謂的道德訴求是沒有「抽象普遍性」的！


當然不是單純因為立法者說得算，而是因為他們在實證法的背後都有一個共通的原理原則
，以「康德」的話來說，也就是具備抽象普遍性。

如果混淆了法律訴求與社會倫理訴求，無異於仰仗法律處罰使主流價值觀處於不可變更的
狀態。
要求行為人內在動機，將讓「義務成為自我目的」（From of the motive duty）而產生
「道德法律化」之嫌。
且縱如此解釋，仍誠如哈特所言，「即使奏效，仍對社會道德的活潑精神與形式價值的存續
沒有絲毫助益，同時更可能對其造成傷害。」


如同上面在介紹絕對理論時提到，這個理論對人性的預設是盡可能不去侵害他人。
換句話說，人們彼此承認對方跟自己一樣是具體存在於世上的個人，因而所謂的法益，將可
以被理解為「法主體間互相對他人具體存在之承認誡命」。


又可以說，理性主體誤認一個不可普遍化的行為準則是一個可普遍的行為準則。

因此，刑罰的意義在於，對於這樣的理性否定進行再否定，這也就是黑格爾著名的「否定的
否定」。
更深入來說，絕對理論中，行為人所為者之所以是犯罪，是因為他違反理性推論，「實踐了
」一個人際現實上無法普遍化的行為準則，亦即否定他人權利。
既然個人權利在性質上是具有絕對性之理性主體性的現實化，而非經驗性的利益或需求，那
麼刑罰自然也不能被理解成一種經驗性的惡害。

既然這邊說，刑罰不是一個「經驗性」的惡害，那代表犯人所犯的「罪」與他所應承受的「
責」不能出於偶然與恣意，而必須是一種理性自我回復的程序。


所以黑格爾與絕對刑法理論的學者，也才會支持「應報理論」作為刑罰論的基礎出發點。
但要注意的是，這邊的應報理論也不同於漢摩拉比法典那種「以眼還眼」的思想，因為在型
態的對應是偶然的、相對的，但罪與刑內在本質上卻是必然的、絕對的，不受外在型態及其
對應上的偶然性與相對性影響。

也只有應報理論，才能真正地恪守「罪刑相當」的原則。
在上開提到的工具性刑法的思維中，因為對人性的預設是霍布斯式的純粹自然生物理解，進
而對刑罰的目的採「預防理論」，這個我們耳熟能詳。
但是，預防理論的極致，將無法使行為人所犯的罪與所應受的罰達到真正的相當，如果真的
「亂世治重典」，那麼又為何不要如部分人所譏笑的「六法全書一律死刑」？




更抽象來說，罪刑相當原則在黑格爾的理解下，罪與刑只要「價值上」相等即可。
既然犯罪與刑罰都是個人權利的侵害，則犯罪與刑罰的對應，是在把握兩者均為侵害個人權
利之下，不受外在型態限制的進行兩者質與量的換算。


說了這麼多，那麼在「絕對理論」下，「私刑正義」又會有正當性嗎？

除了必須恪守罪刑相當原則外，任何人在刑罰上所接受的質與量都應該一律平等，這也就是
所謂「罪刑平等原則」的訴求。





既然我們這麼反對經驗性差異，這麼強調罪刑相當與罪刑平等，那麼私刑正義的正當性就
顯而易見地可以打上一個大叉叉了！



邏輯上我們或許不能否認，個別法主體仍可能僅具有限的刑罰正義，然而這種合致無疑是
一種外部的偶然。
因此國家獨佔刑罰權，絕對理論下被理解為刑罰理念現實化的必要環節。
透過將刑罰權賦予超越個別法主體，又關連到個別法主體的國家，讓刑罰權之分配正義得
以實現，使主體間的歧異獲得解消與統一，確保相當、平等以及穩定的刑罰。


簡單來說，縱使先不論「私刑正義」到底正不正義，至少沒辦法確保每個人所受到的罪與
刑是相當的、也沒辦法確保犯相同罪的人都能受到相等的刑罰。
因此，就算先不討論其他問題，也能能據此得到否定的答案。

深夜一時間打了這麼多，如果有文義不通或排版混亂的地方，還請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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